“我对中国城市规划最不喜欢看到一句话就是，’到某某年城市常驻人口要控制多少万以内’。”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，这种“控制性语言”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管制理念，“不符合城市规划面临一些弹性的要求。”
在7月26日举行的2018（第十三届）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上，徐林分享了他对城市化进程中规划问题的新思考。在他看来，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，但城乡之间、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，“人往高出走的这种趋势不会停止，城市化还会进一步往前发展。”
与此同时，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增长，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。“第一个就是城市规划引导，它的弹性在哪里？第二，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空间规划，它的约束刚性又在哪里？”徐林如是说到。
在解释“弹性”时，他特别提到目前“控制人口”与“发展经济”的矛盾。
徐林直言，没有一个城市的城市规划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会对本地的经济做出约束，所以规划中不会出现“城市经济规模到某某年应该控制在多少范围内”这样的表述，但通常会用“到某某年城市常驻人口要控制多少万以内”这样的语言。
但事实是，只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扩张性预期和规划，城市的人口一定是增加的，“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，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增加，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。”
未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？这位曾经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表示，过去他们在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，面临的经济发展大多数问题都是受市场调节影响的，都是用的预期性的语言和目标来描述。
因此，在他看来，做城市规划的时候，一定要处理好城市未来发展哪些因素是受市场主导的。对这些受市场主导的发展目标、产业选择等内容，应该更多体现预期性和规划的弹性。
当然，作为空间规划，城市规划毫无疑问要具有约束性。
徐林指出，这种约束的刚性主要表现在对空间利用的管制和约束方面，包括绿地的保护、公园的空间、与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一些目标和要求。“但是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，我们目前对这一方面的约束还不够，未来要进一步强化的。”
他还表示，希望未来的城市规划能够多方参与，特别是引进更多的公众。“城市规划，实际上是利益协调和调整的过程，这个时候公众的参与、利益主体的参与，就显得至关重要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利益协调机制。”徐林说，城市规划总体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事，应该要有更多的程序性安排，让老百姓更多地参与，形成共识。
（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）
